普洱茶之乡

普洱茶最早见于文字记录是唐代樊绰《云南志》。樊绰《云南志》又称《蛮书》。其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李石的《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樊绰作书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以前的记录。至于李石的书作于宋代，摘录樊绰《云南志》，用字过省，不尽符合原意。

所谓银生城，在今景东县，是南诏所设“银生（开南）节度”区的首府。银生节度又称开南节度，其辖区相当广袤。在其管辖范围内有“茫乃道”。据方国瑜教授考证，茫乃道为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相邻的地区。银生节度管内还有奉逸城和利润城，奉逸城在今天普洱县，利润城在今天的勐腊县的易武乡。樊绰所谓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应为在开南节度管辖界内的茶山。檀萃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帮、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清人阮福著《普洱茶记》，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祥，但云产攸乐、革登、倚帮、莽枝、蛮专、蛮撒六茶山。而倚帮、蛮专者味最胜。”又说：“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地设普洱府。并分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可知樊绰所说“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檀萃和阮福所说的“六大茶山”。

刘慰三《滇南志略》说：“普洱府，元至元二十九年置散府。┄┄本朝顺治十六年取其地，编隶元江府，调元江府通判分防普洱，其车里十二版纳仍属宣慰司，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及橄榄江内六版纳地设普洱府。乾隆元年，增置宁洱县，附府，移攸乐同知驻思茅，而省旧设之通判”。可知普洱府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设为散府。当时以思麽部、步日部设置长官司，隶属元江路。思麽就是今思茅；步日就是今普洱。明代，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贡象道路”说，“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明代思茅、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由傣族土司派“一头目”管理。清朝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以六大茶山和橄榄江内六版纳设置普洱府，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在今天的普洱县设置宁洱县，作为普洱府的治所。同时设置思茅厅。攸乐同知驻思茅。清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六大茶山的茶叶，以六大茶山为基础和江内六版纳设置普洱府。见于记录，明清两代，都以六大茶山隶属普洱。所以六大茶山所产的茶称之为普洱茶。从以六大茶山的范围作为普洱府行政区划的基础来看，建立普洱府的一个重要动因应该是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六大茶山的管理，进一步控制当地茶叶的贸易和税收。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说，普洱茶“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十分清楚地把普洱茶界定为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叶。阮福的《普洱茶记》说，“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分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里同样明确地说，清朝廷以六大茶山为基础设置普洱府。以往不少学者认为，普洱府不产茶，普洱茶的得名是因为普洱府是茶叶集散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上引万历《云南通志》“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可见，普洱产茶，不过产茶的地点在六大茶山。六大茶山隶属于车里宣慰司，车里派一个头目管理普洱及其六大茶山。

六大茶山产茶的历史相当久远，但是普洱茶的制作、饮用、销售，应该说是在明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如上所述，“银生城界诸山”就是六大茶山。研究普洱茶的学者无一不注意到关于云南产茶、制产、饮茶的这一最早记录。但是不少学者就把这个记录当作“普洱茶”生产和饮用的标志。如果我们细细研读樊绰《云南志》的记录，就会发现，当时饮用的茶，还不是今天我们饮用的“后发酵”的普洱茶。樊绰在《云南志》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散收无采造法”。当时，中原饮茶之风已逐渐兴盛。樊绰编纂《云南志》时，距茶圣陆羽去世已六十年。这时，陆羽所著《茶经》已闻名于世。《茶经》三卷十节，讲了茶的源、具、造、器、煮、饮、事、略、图。包括茶叶的生产技术、烹茶的技艺、饮茶品茗的方式，还有关于茶的轶事等，是我国古代茶叶的百科全书。相比之下，银生诸山的茶叶生产和制作，就显得相当粗糙，在当时中原人看来，不能入流，所以说“散收无采造法”。